冯仑：民营企业如同夜壶 用完就被踢走
我认为，在最近五六年，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民营企业仍然是一个偏房的位置，这是让我们经常感觉到的一种角色。就像杜月笙过去说的一样，我们就是一个夜壶，别人内急的时候用我们一下，用完了嫌骚就踢到床底下。多少年都是这样循环环。这种情况，也是导致现在民营企业没有安全感的原因。 冯仑一向被称作地产界的 思想家 。五年前，他写了一本《野蛮生长》，他将中国民营企业 原罪 里 带血的野蛮 写得骨感而锐气。因为他憋屈、纠结、挣扎，他写出了民营企业家这么多年的矛盾与痛苦。冯仑在序言中说，这是一个 色 与 戒 的问题，是一个欲望与规制的问题。今年他写《理想丰满》，风格没有变，依然是 冯言冯语 。冯仑说： 如果说五年前我叙述民营企业的 野蛮生长 时，主要是检视民营企业在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剧烈制度变迁中，所承受的从原罪到死亡的一系列痛苦经历，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逃生之路，那这本《理想丰满》的重点，则是观察民营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外部体制和社会生态。 如今，民营企业家冯仑已进入 知天命 的年岁。他依然进取，乐于表达。应该说 从野蛮到理想 的冯仑在保留尖锐的基础上变得有点 丰满 了。在接受《法治周末》的这次访谈中，冯仑从内到外，更开阔地谈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谈自己从 野蛮 到 理想 之路上的修为和内省。如今，冯仑显然完成了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 的蝶变。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死的干净《法治周末》：从字面看，你的《野蛮生长》有一种求生存的意味，而《理想丰满》又有求发展的意味。对你而言，在这两个阶段，各自遇到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解决方式上你又是怎样区别对待的？冯仑：在我做企业的20年里，头十年碰到最多的，是我自己内在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怎么样由原来的公务员角色、学者角色、文化人角色转化为一个野蛮人、一个商人、一个江湖中人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打个比方，可以说一个民营企业青春期遇到的问题，其实是自我问题，很少是社会问题，因为还没进入社会。《理想丰满》是《野蛮生长》的继续，实际上是一以贯之---都是围绕着民营企业发展做的一些思考。我现在关注的是，比如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产权制度、外部的法治环境、对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涉及到*治体制、社会体制，包括文化传统问题。我专门在书里边讲到了台湾，实际上是希望以台湾来跟内地的现实做一个观照。我说台湾是 *无宁日、官不聊生，人民幸福 ，落脚点是 人民幸福 。所以，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讲人民幸福的时候讲了几个原因，其中一个是产权制度带来的一种人性安定和长期预期。另外就是由一种信仰带来的价值观稳定，会导致人对生活状态的满意度提高，包括自省能力增加等。这些方面对民营企业持续的发展，其实是至关重要。《法治周末》：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你在《理想丰满中》关注的角度和我们所处的现实有直接关系？冯仑：比如说，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富人移民。这些富人为什么要移民？我记得在五年前的时候，是所有海外人都要往国内走，大量的留学生带着理想回来创业致富。但这段时间倒过来了。这显然说明，第一，财富创造没有安全感；第二，没有公平感。美国这十年、二十年死掉了很多曾经伟大的公司，比如说快两百年的雷曼公司，但是，现在跟没发生一样。关键是，又生出很多像扎克伯格创办的Facebook这样的企业。有企业死亡，也有企业在不断产生，所以这个社会就有活力。为什么？它市场效率高。所谓市场效率实际上表现在，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最后死的干净。开始做一个公司很容易，但是生长很困难，因为竞争激烈。最后你要死，也会死得很干净，因为市场上有一整套处理尸体的、遗体的工具。比如说处理不良资产，最后还有像秃鹫一样的律师、会计师，在骨头缝里找腐肉吃。雷曼倒台一个礼拜以后，我刚好在纽约。一个律师在电梯里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今天很开心，因为吃到一块肉。我说怎么回事儿？他说因为他要肢解雷曼，拿到五千万美元的一个律师合同。他们的原则是，只要你垮我就吃你。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市场，效率非常高。《法治周末》：因此，你很关心市场效率。冯仑：民营企业要持续增长，最大的问题是面临我们的体制环境是不是有利于创造一个高效率的市场。就是做到我讲的三句话，生的容易、长的困难、死的干净。提高交易的速度，降低交易的成本，这是一个市场效率的标志。比如我们现在做一个事，审批需要二十道环节，那么交易速度自然就慢了，交易成本自然就高了。除了台面上的事，底下还有灰色的，所以交易成本就增加了。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市场经济没法发展。最近五六年，市场由看得见的手变成了闲不住的手，然后破坏市场秩序，降低市场效率，对创新、创业不能够很好地定价。这样一系列问题，我在《理想丰满》里，都直接、间接地做了讨论。按照之前的那个比喻，《理想丰满》是在讨论民营企业18岁到25岁时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我一生中一大半时间在研究跟体制博弈，天天就在这上面焦虑《法治周末》：你很关注公平问题，对于公平和财富的分配机制，你是怎样思考的？冯仑：我觉得，最重要是怎么消除心理上的收入差距和相对被剥夺感，那么就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体系和制度，要在制度上很好地保障福利，包括公益慈善。还有就是要对公权力加以约束，然后才能够谈到私权利，逐步进入一个公平的对话。现在，为什么温州的私营企业主会跑路？国企为什么不跑？因为国企可以赖账，打个报告就行。民企没法赖账，就只能跑。在这种情况下，不解决这些公平问题，只是谈抽象的什么收入差距显然不够。而货币性的收入差距永远都存在。另外，就是讲到价值观对于抑制社会不公平心理的帮助。我刚去了台湾，台湾四大宗教道场，大概把台湾一半人的精神世界挂住了。一旦有了信仰，有了敬畏，就有了一种自律和自省，然后就有了平衡。我们内地现在很多人都不自省，就剩下 他省 。 他省 就有怨恨，就有暴力，就折腾。《法治周末》：你刚才说到的主要是民企与国企之间的不公平，对于社会个体之间的不公平，你怎么看？冯仑：公平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时间。中国一百年来，任何一个制度都是在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制度可以稳定下来。一代人当中出现了收入差距，结果就永远不平衡。时间会让一个秩序稳定下来。所谓不公平、收入差距问题有很多都是要靠时间解决的。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我在《理想丰满》里面讲到一个故事，过去的一个家庭，父亲第一代创业，然后有了富二代，1949年以后成了贫一代。然后他的孩子又创业，又变成了富一代，他的小孩又变成了富二代。然后如果这个小孩运气差，如果社会再折腾，他又变成贫一代。所以，差不多一百年时间里，每一个人都过了两辈子---富和穷都是零。所以，每一代人都不满意。《法治周末》：显然，你也觉得不平衡。冯仑：所以，你要给一个正面的肯定。现在大家都变成了怨妇心态，我不认为是老百姓出了问题。如果我手下的员工，天天都在抱怨，那么我的问题就大了，一定是这样。我们民营企业，怎么样也应该给一个正面的激励，对吧？我们至少是从 野蛮生长 以来，一直是努力向善、认真守法，不断提升自己的。如果说，我们民营企业得不到一个很正面的肯定，那么中国这30年的故事就完全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