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在把个人的传奇生涯和创作的辉煌业绩结合起来的作家中，海明威堪称是独一无二的。海明威是二十世纪的传奇英雄，塑造了有名的保持“压力下的风度”的硬汉形象。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形象，从小练拳击，打垒球，喜欢斗牛，并亲身上过斗牛场；还喜欢钓鱼，骑马，滑雪，打猎，在非洲森林里狩猎时两天内飞机出事两次，差点送了命。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班牙内战，一生中多次负伤，仅脑震荡就有十几次，出过三次车祸，“光是作战，他身上中弹九处，头部受伤六次。他十八岁的时候在意大利给炸伤了，起初都当他死了，丢下他不管，医生一共在他身上拿出二百三十七块碎片，拿不出的不算。”（菲力浦·扬《欧涅斯·海明威》）尽管海明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抗争的角斗士的形象，而在骨子里则是与卡夫卡、里尔克、加缪一样，敏感，易受伤害，甚至脆弱。同时，海明威还多了几分天真。菲力浦·扬认为，一切美国故事里最伟大的主题是：天真遇上经验，讲天真的美国人怎样走到外面的世界，怎样遇见与天真完全不同的东西，怎样在路上被打倒了，从此以后便很难再把自己拼起来，回复原状。海明威讲述的正是这古老的故事，关于一个男孩子怎样被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世界打击得粉碎的故事。菲力浦·扬认为海明威的独特处还在于他笔下的这些天真的人物不会成熟，也不会成人，永远有一种天真的本性。海明威最具有自传意味的系列小说《尼克·亚当斯故事集》写的正是这样一个主人公，文学史家认为尼克·亚当斯的形象与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贝利·芬同样不朽。但是，海明威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是他的小说在写作方式、语言和技巧方面的成就，是他所开创的“冰山文体”。《现代主义代表作一百种提要》中这样评价海明威，认为他的长篇《太阳照样升起》以及短篇小说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影响，“一位作家，如此突然地一举成名，如此漫不经心地使这么多别的作家和别的写作方式一败涂地，并如此直接地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这的确是史无前例的。”而《永别了武器》则“也许算得上是他的最佳作品，在这部书之后，人们再也无法模仿这种和谐悦耳、水晶般透明的风格”。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针对着大批海明威文体风格的模仿者而言的。海明威成名之后，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一下子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举成名的梦想和希望。杂志社在一段时期内收到的几乎都是海明威体的小说。连大学课堂的文学课也受到了影响。美国当代小说家理查德·福特回忆他大学生活时说，教授布置的作业就是让全班用“海明威文体”或“福克纳文体”写一段文章，学生们都怨声载道：“居然能给学生布置这样苦难奸诈的作业。”可以说有两类作家，一类作家主要影响读者，另一类作家则主要影响其他的作家。海明威可能更属于后者。尤其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更是把他的“冰山文体”推到了极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家。比如马尔克斯就受到了海明威的巨大影响，他认为真正影响了自己的有两位大师，都是北美小说家：福克纳和海明威。他称福克纳是一位“与我的心灵有着许多共感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是一位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密切相关的作家”。马尔克斯认为海明威始终未能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博得声望，而是往往以其训练有素、基础扎实的短篇小说来赢得声誉。可以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更能体现“冰山文体”的特征，同时也更深刻地影响了其他的作家。“冰山文体”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最早是在一部关于斗牛的专著《午后之死》中提出的，以后又不断加以阐发。所谓的“冰山理论”是海明威把自己的写作比作海上漂浮的冰山，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海面上的八分之一，而八分之七是在海面以下。海面下面的部分就是作家没有写出的部分，是省略掉的部分，但这一部分读者却可以感受到，好象作家已经写了出来似的。联系海明威的短篇创作具体分析，“冰山理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简约的艺术。即删掉小说中一切可有可无的东西，以少胜多，象中国水墨画技巧，计白当黑，不要铺陈，不要八分之八，而只要八分之一。英国学者贝茨在《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认为，这种简约在语言上表现为删掉了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解释、探讨，甚至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剥下了亨利·詹姆斯时代句子长、形容词多得要命的华丽外衣：“他以谁也不曾有过的勇气把英语中附着于文学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这些英语文学的乱毛中被海明威收拾得最利索的是形容词。形容词过多是十九世纪末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小说家带给英语文学的一大灾难。譬如詹姆斯的代表作《贵妇人的画像》充斥了长句子和多重修饰，“你不憋足一口长气是读不完一个句子的，好比一长列货车，站在它面前望不到尽头”（董衡巽语）。这绝对是学者型的文风。而海明威18岁就去打仗，根本没有机会进行科班训练，打过仗当了美国一家报纸驻欧洲的记者，写文章和报道要用电报发回国，语言必须简明，于是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电报体风格”，极少用修饰语，极少用形容词。可以说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家是敌视形容词的。法国大文豪伏尔泰就有句名言：“形容词是名词的敌人。”他似乎在说只有名词是直抵事物本身，是直面、直接呈示事物，形容词多了反而遮蔽事物和内质，所以是名词的敌人。马克·吐温在年的一封信中也有类似的表达：用平易的、简单的英语，短字和短句。这是现代的写法，最好的写法——英语就得这么写。坚持这么写；不要浮华花俏，不要赘言冗长。你一想起一个形容词，就消灭它。不，我不是说形容词一个也不用，而是说大多数不要用，这样留下来的就有分量了。形容词挤在一块儿，文章没力，离远一点就有力。一个人一旦养成好用形容词的习惯，或者写的冗长、花俏，就好比染上其它恶习一样，很难改掉。海明威最激赏的作家正是马克·吐温，他称“一切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一本书，叫做《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本书，一切美国文学创作都从这本书来。在这以前没有什么东西，打它以后的东西没有这么好”。从这一点看，海明威简约的语言风格与马克·吐温的主张有内在的相通是不奇怪的。其二，小说家马原认为“冰山理论”的更内在的质素可以概括为“经验省略”。他指出开始许多评论家把海明威的省略与传统的留空白理论等同起来，以为这是一种含蓄手法的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一个大的失误。传统的省略方法很类似于删节号的作用，它省略的是情味和韵致；而海明威省略的则是完全不同质的东西——实体经验。马原以《永别了武器》中曾被海明威改写了三十九遍（在另一处海明威又说是四十遍）的结尾为例：我往房门走去。“你现在不可以进来。”一个护士说。“不，我可以的。”我说。“目前你还不可以进来。”“你出去。”我说。“那位也出去。”“在此之前作者没告诉我们房间里有几位护士，这段文字也没交代，可是我们马上知道了这间停着‘我’情人（卡萨玲）尸体的房子里有两位护士。‘我’的对话没有丝毫失态之处，可是我们也从这段文字里知道了‘我’的失常变态。”“这些语调上的变化其实在上边文本中全无提示，作者也没有用叙述的方式告诉我们关于主人公‘我’的任何情绪变化，然而我们都知道了。作者利用了人所共有的感知方式及其规律，他知道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你不说大家也会知道这个道理，他就不说大家都知道的东西，结果大家还是都知道了。这样做除了因省略掉一些东西而缩短了篇幅外，由这种省略还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法，以作用于（阅读）对象心理为根本目标的方法。”（马原《小说》）马原的论述很精彩，但他所谓的“经验省略”实际上并不是把实体经验省略掉了，海明威省略的其实是我们凭经验可以填充想象的部分，因此，这种省略技巧就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经验参与，使读者觉得作家很信任自己的理解力和经验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等于把冰山的八分之七空在那里让读者自己凭经验去填充。而以往的小说家如果是现实主义者就把什么都告诉你，喋喋不休，不厌其烦，不留空白；如果是浪漫主义者就拼命调动读者的情绪，拼命煽情。海明威也在调动，他调动的则象马原所说，是经验。这肯定是一种新的小说美学。怎样深入阐发它的美学层次的内容还需要继续思考。但我们起码可以说，这种“经验省略”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个“简洁”的问题，它还关涉着对世界的认知与呈示问题，关涉着小说家对生活中的情境和境遇的传达方式问题，从中有可能生成一种小说的情境美学。初始境遇的呈示《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它写于年，收入海明威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出是一次人工流产。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闷，姑娘就采取主动的姿态，称远处群山的轮廓在阳光下“看上去象一群白象”。但男人有些心不在焉，他只关心一个话题，就是想劝姑娘去做手术。姑娘显得紧张和忧虑，男人就一再解释和安慰：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我以为这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如果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也绝不勉强。姑娘终于急了：你再说我可要叫了。到这里小说的内在紧张达到了高峰，男人就去放旅行包等列车进站。回来时问姑娘：你觉得好些了吗？姑娘向他投来一个微笑：我觉得好极了。小说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短篇小说结尾，评论家称之为“零度结尾”。和欧·亨利出人意料的戏剧化的结尾正相反，这种“零度结尾”是平平淡淡的滑过去，象结束又不象结束，把读者茫然地悬在半空。“零度结尾”的概念，可能是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那里引发出来的。所谓“写作的零度”，在罗兰·巴特眼里，是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为代表的那种方式，即“中性的”，“非感情化”，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的写作方式。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结尾也有“零度”特征，不点明主题，不表示意向，拒绝解释和判断，甚至不象结尾。我们不知道男人和姑娘以后会怎样，是不是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俩人是分手了，还是依旧象从前那样过着幸福生活？海明威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是象一个摄影师，碰巧路过西班牙小站，偷拍下来一个男人和姑娘的对话，然后两个人上火车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是谁？又到哪里去？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小站？海明威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读者也就无从知晓。整部小说运用的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恰象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绝少叙事者的干预和介入，甚至可以说非全知的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小说省略了太多的东西。包括人物的身份，故事的背景以及情节的来龙去脉。因此，想作出确凿的判断几乎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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