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总是美好的，因为一个人从来都意识不到当时的情绪；它后来扩展开来，因此我们只对过去，而非现在，拥有完整的情绪。——弗吉尼亚·伍尔夫
最终我认为，教育必须被视为一种对经验的不断重建；教育的过程和目标合而为一，是一回事。——约翰·杜威
爸爸担心*府会强制我们去上学，但并没有，因为*府压根儿不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家有七个孩子，其中四个没有出生证明。我们没有医疗记录，因为我们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医院看过医生或护士。[1]我们没有入学记录，因为我们从未踏进教室一步。我九岁时才会有一张延期出生证明，但在这一刻，对爱达荷州和联邦*府而言，我不存在。
我们的生活在轮回——四季轮回，昼夜轮回——在永恒的变换中轮回，每完成一次轮回，就意味着一切未有任何改变。我曾相信我们一家是这不朽模式中的一部分，相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会永生。但永生只属于大山。
父亲所有的故事都关乎我们的山，我们的山谷，我们呈锯齿状的爱达荷州。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如果我离开这座山，如果我漂洋过海，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地面，再也无法在地平线上搜寻那位公主时，我该怎么办。他从未告诉过我如何知道，我该回家了。
父亲和他母亲的关系就像两只尾巴绑在一起的猫。他们可以说一星期的话，却对任何一件事都无法达成共识。但将他们紧密连在一起的是对山的热爱。
爸爸说公立学校是*府引导孩子远离上帝的阴谋。“我把孩子们送到下面那所学校，”他说，“和把他们交给魔*有什么两样。”
奶奶性情强势——急躁，咄咄逼人，坚持己见。看她一眼意味着退后一步。她把头发染成黑色，这令她原本严厉的面容更加突出，尤其是眉毛。每天早上她都把眉毛画成粗重的拱形。她将眉毛画得太长，使她的脸看起来拉长了；画得也太高，让她脸上的其余部分都蒙上了厌倦的表情，近乎嘲讽。
春天，当针叶树从雪里露出头来，深绿色的针叶在*褐色的泥土和树皮的映衬下，显得几乎呈黑色时，印第安公主最为清晰可见。现在是秋天。虽然还能看见她的身影，但她正在消隐：垂死的夏天的红*色遮掩了她黝黑的身影。很快就要下雪了。山谷里的第一场雪会融化，但山上的雪会存留，将公主掩埋，直到来年春天，她才会充满警惕地再次出现。
母亲有着玫瑰花瓣般的皮肤，头发卷成柔软的波浪，在肩膀周围跳来跳去，眼皮闪闪发亮。母亲每天早上都化妆，如果来不及化妆，她一整天都会为此道歉，就好像不化妆给所有人都带来了不便。
助产士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十年没在意过外表了，而她的举止让你感觉注意到这点很愚蠢。
真正的梦幻之地，有菜单和一切。
仿佛不知道我哪天出生使得“我拥有身份”这整个概念都不成立了
母亲陷入沉默。她开车的时候，我仔细打量着她。仪表盘上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脸，在一片漆黑的乡间道路上，她的脸色苍白得有如**。恐惧蚀刻进她的面容，在她紧锁的眉头和紧闭的双唇里。单独和我在一起，她放下了人前的伪装。她又是那副老样子，脆弱，呼吸急促。
母亲脸上挤出一丝苦笑。她想从记忆中找点儿幽默，寻到的却是偏见
我父亲吉恩是那种看上去既严肃又调皮的年轻人。他的外表很引人注目——乌黑的头发，棱角分明的脸，鼻子像一枚箭头一样指向凶巴巴的深邃的眼睛。他常常抿着嘴笑，像是在开玩笑，仿佛全世界都是他的笑料似的。
他饱经风霜，全身上下像他放养在山上的野马一样粗糙而结实。
山上的生活给人一种至高无上之感，一种遗世独立，甚至统治之感。在那广阔的空间里，你可以孤身一人几小时畅行无阻，漂浮在松林、灌木和岩石的海洋。那是无边无际的静谧，使人沉静，在它的广袤面前人类显得微不足道。吉恩在这种高山的催眠中长大。一切人类闹剧都仿佛安静下来。
我经常想象吉恩把法耶带到巴克峰顶的那一刻。平生第一次，她看不见下面城镇里人们的面孔，也听不见他们的聒噪。这些都变得遥远。高山令其渺小，山风让其缄默。
你得听他们在说什么，而不是怎么说的。
人大多数时候容易被情绪左右，毫不自知。
他们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母亲面带轻松的微笑，父亲咧嘴大笑，笑容甚至从胡子下面钻了出来。
是我第一次看到她没了微笑，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外婆生前可能是唯一一个了解我正在经历什么的人：偏执狂和原教旨主义如何瓜分了我的人生，它们如何把我在乎的人从我身边带走，只留下学位和证书——一种体面的虚空。现在正在发生的以前也曾发生。母女分离再度重演。磁带在循环播放。
阿帕奇眼泪的传说。据奶奶说，一百年前，一支阿帕奇部落曾在那些褪色的岩石上与美国骑兵交战。部落人数不占优势，战斗以他们的失利而告终。剩下能做的便是等死。战斗开始后不久，勇士们就被困在了一块岩脊上。他们不愿遭受战败的耻辱，在奋力突破骑兵队时被一个个砍死，于是骑上马背冲下了山崖。当阿帕奇的女人们在下面的岩石上找到丈夫们的碎尸时，她们放声痛哭，绝望的眼泪一落到地面，便化作了石头。
我们开车回活动房时，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斜阳洒在高速公路上。我想起了阿帕奇的女人们。和她们的埋骨之地砂岩祭坛一样，她们生命的形状早在多年以前——在战马疾驰，拱起栗色的身躯准备迎接最后一击之前，在勇士们最后一跃之前——就已注定。女人们如何生存，又如何死去，命运早已注定。由勇士们决定，也由女人们自己决定。像沙粒般数不清的选择，层层压缩，聚结成沉积物，变成岩石，直到最后化为坚固的磐石。
泰勒被内疚吞噬。多年以来，他为这次事故，之后又不断为此事造成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声铿锵有力的回响责怪自己。他紧紧抓住那一刻和之后的一切后果，仿佛时间本身起始于我们的旅行车驶离公路的那一瞬，没有历史，没有缘起，没有任何外力，直到十七岁的他在开车时睡着，时间才被开启。
人们共同或者独自做出的那些决定，聚合起来，制造了每一桩单独事件。沙粒不可计数，叠压成沉积物，然后成为岩石。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爸爸说道。
大学教授有两种，”爸爸说，“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
“不知道哪种更糟糕，想想看吧，一种是光明会的金牌代理人，至少知道自己拿的是魔*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他依然咧着嘴笑
我永远忘不了父亲这一刻的样子，强势又绝望。他身体前倾，咬着牙，眼睛眯成一条缝，在儿子的脸上搜寻表示赞同的迹象、共同信念的痕迹，但没有找到。
我的哥哥们就像一群狼。他们频繁地试探对方，一旦有哪个小点儿的突然长大，梦想着向上爬，便会爆发混战。在我小时候，这些打斗通常以母亲对着打碎的台灯或花瓶尖叫而告终，但随着我渐渐长大，家里能打碎的东西越来越少。母亲说我很小的时候家里有过一台电视机，直到肖恩把泰勒的头按了进去。
卢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年后母亲便放弃了。她不再说什么让我们获得更好的教育，而是开始附和爸爸的意见。一天早上，她对我说：“最重要的是，你们这些孩子都能认字了。其他的都是废话，洗脑而已。
当树叶开始变色，从夏天的杜松绿变成秋天的石榴红和古铜金，我用手指无数次摩挲那枚银币，即使在最暗的光线下，它仍幽幽地闪着微光。这种原始的身体活动给我安慰，让我确信如果银币是真的，泰勒就不会离开。
多年以后，我才会明白他那天离开的代价是什么，他对自己要去的地方有多么不了解
泰勒步入了一片虚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也不知道。他无法解释这个信念从何而来，也无法解释它是如何发出明亮的光来穿透那黑暗的不确定。但我一直猜想那来自他脑海中的音乐，来自我们其他人听不到的充满希望的曲调，来自他买三角学书和收藏铅笔屑时一直哼唱的秘密旋律。
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
在教堂，爸爸提醒大家提防千年虫。他建议杰伊老爹为他的加油站买些结实的锁，也许该弄些防御武器。“大饥荒来了，商店将是被洗劫的首要目标。”爸爸说。他告诉芒福德教友，每一个正直之士应该至少储备供十年使用的食物、燃料、枪支和*金。芒福德教友只是吹了吹口哨。“我们不可能都像你一样正直，吉恩，”他说，“我们中有些人是罪人！”没有人听他的话。他们在夏日艳阳底下照常生活。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人将桃子煮熟去皮，给杏去核，把苹果搅成酱。一切都被高压烹熟，密封，贴上标签，储存于爸爸在牧场挖的地窖里。地窖入口很隐蔽，被一个小丘遮挡，爸爸警告我们绝不能把位置告诉任何人。一天下午，爸爸爬进挖掘机，在旧谷仓旁挖了一个坑。接着他用装载机把一千加仑的油罐放进坑里，用铁锹填埋好，在新鲜的泥土上精心种上荨麻，撒上蓟种子，这样它们长出来就能遮蔽油罐。拿着铁锹掩埋时，他吹着《西区故事》里《我感觉真好》的调子。他帽檐向脑后倾斜，一脸灿烂的微笑。“末日来了，我们将是唯一有燃料的人，”他说，“其他所有人靠双脚奔逃的时候，我们还能开车。我们甚至能开到犹他州去接泰勒。”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深呼吸，试图吸进这个沉沦的世界的最后一丝气息。越这么做，我就越讨厌一切原封不动。怀旧变成了厌倦。
在我看来，与那天早上相比，他更矮小了。他脸上的失望是如此孩子气，一时间我疑惑上帝怎么能不遂他的心愿。他是那样虔诚的信徒，心甘情愿地受苦，就像挪亚心甘情愿去建造方舟一样。但上帝并未让洪水泛滥。
有人曾说，肖恩不是真坏，他跟人打架，只因有个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名声——他深谙天下武术，打架时感觉不到疼痛——所以山谷里每个想混出点儿名堂来的愣头小子都认为打败他便可以崭露头角。其实这不是肖恩的错。听闻这些传言，他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栩栩如生，比起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一个传奇。
它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无情又强大的化身。骑上它们就是放弃自己的立足点，进入它们的领地，冒着一去不回的危险。
但他的乳牙从未烂掉，而是留存下来，成了错位童年的顽固遗物，提醒那些目睹他毫无意义、无休无止、不负责任的好斗行为的人，这个男人曾经也是个孩子。
我这一生中，这些直觉一直在教导我一个道理——只有依靠自己，胜算才更大。
他总是去保护那些折翼天使。
我只是因为疼痛而哭泣，我告诉自己，因为手腕疼痛，而不是因为别的。这一刻定义了我对那一晚的记忆，以及之后长达十年之久很多类似的夜晚的记忆。在这样的记忆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坚不可摧、像石头一样难以对付的自己。起初我仅仅是让自己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它变成了现实。然后我才能坦诚地告诉自己，这对我没有影响，他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影响我。我不明白我的这种正确是多么病态，不明白自己是如何掏空了自己。尽管我一直被那晚的后果所困扰，但我误解了最重要的事实：它没有影响我，这本身就是它的影响。
我的身体一直在变化，肿胀，鼓起，伸展，凸出。
“是时候离开了，塔拉，”泰勒说，“你待得越久，离开的可能性就越小。”
外面有一个世界，塔拉，”他说，“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父亲曾教育我，对于任何问题都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合理的观点：真理只有一个，其他皆是谎言。我跪在地毯上，听着父亲讲话，又像是仔细端详着一个陌生人，觉得二者，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而我悬在中间。我明白，没有任何未来可以同时容纳他们；没有命运能够同时容忍他和她。我将永远、始终做个孩子，否则我会失去他。
我将成绩拿给母亲看，她告诉了爸爸。他变得烦躁不安，然后大叫着说我该搬出去住了。“她既然长大了，能领工资了，就该付房租了。”爸爸喊道，“她可以到别的地方付房租。”起初母亲还和他争论，但几分钟后就被说服了。我一直站在厨房里掂量我的选择，想着刚刚才交给爸爸四百美元，那是我三分之一的积蓄。这时母亲转向我说：“你觉得你周五之前能搬出去吗？”
爸爸想出过若干危险计划，但这是第一次让我真正感到震惊的。也许这个办法有着明显的致命性，稍有闪失必会残肢断臂。或许完全没有使用它的必要。这就是任性。它就像一个玩具，如果玩具能把你的头切下来的话。
肖恩称它为“死亡机器”，并说爸爸丧失了仅剩的一丝理智。“你是想杀人吗？”他说，“我卡车里有把枪，杀人比这个利索多了。”爸爸忍不住笑了。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欣喜若狂。
确认机器可以运行，爸爸便示意卢克接手。一直渴望取悦爸爸的卢克走上前。五分钟后，卢克胳膊受伤，露出了骨头，他一路朝家跑去，鲜血喷溅不止。
刀刃上下咬合，咬牙切齿地发出咆哮。我想，就像犬吠一样，这是在警告我赶紧离开这*地方。但是对机器的狂热让爸爸丧失了理智。
爸爸似乎渴望争斗，以此来证明谁是老大。
肖恩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敢和爸爸抗争的人，也是唯一一个能凭借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让爸爸屈服让步的人。
我们大约在凌晨三点将肖恩接回了家。爸爸开车，母亲坐在他旁边，我和肖恩坐在后座上。没有人说话。爸爸没有喊叫，也没有教训人；事实上，他再也不提那晚的事。但他凝视的眼神意味深长，他不再直视我，让我觉得路上出现了一个岔路口，我走了一条路，而他走了另一条路。那晚之后，对于是去是留我再无疑问。就好像我们正生活在未来，而我早已离开。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他看也没看我一眼，说道，“就没必要拖下去了。”
我选它是因为我听说过莎士比亚，觉得这是个好兆头。但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对他一无所知。那只是我听过的一个名字，仅此而已。
父亲的教育观
医生是堕落之子。家庭教育是上帝的旨意。
我一直知道父亲信仰的是另一个神。孩提时我就意识到，虽然我的家人和我们镇上的每个人都去同一座教堂，但我们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他们信仰谦逊；我们身体力行。他们信仰上帝有治愈之力；我们将伤病交由上帝处理。他们信仰要为基督复临做准备；我们采取实际行动。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的家人是我认识的人里仅有的真正的摩门教徒，然而出于某种原因，在这所大学，在这座礼拜堂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巨大的鸿沟。现在我明白了：我可以选择站在我家人的一边，或者站在异教徒的一边，非此即彼，此外别无选择。
触摸自然的生灵，是对它天性的违背。
“虽然你比柏油向山上倒流还慢，”以前他多次这样说我，“但你干活时不会弄坏东西。”
（这到底是夸赞还是贬损）
我已觉察出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给予我们的传统所塑造，而这个传统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我开始明白，我们为一种话语发声，这种话语的唯一目的是丧失人性和残酷地对待他人——因为培养这种话语更容易，因为保有权力总是让人感觉在前进。
我再也不允许自己在一场我并不理解的冲突中首当其冲。
（有多少人在一场自己不了解的热点事件中充当了炮灰）
母亲总是说，药是一种特殊的*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而且会在余生慢慢地腐蚀你。她告诉我，哪怕我现在吃药，十年后生的孩子也会是畸形
他说他爱我，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不能拯救我。能拯救我的只有我自己。
承认不确定性，就是被迫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但也意味着你相信你自己。这是一个弱点，但这个弱点中透出一股力量：坚信活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是别人的思想中。我常常在想，那天晚上我写下的最有力的话，是否并非源自愤怒，而是出于怀疑：我不知道。我只是不知道。
我从未允许自己拥有这样的特权：不确定，但拒绝让位于那些声称确定的人。我的一生都活在别人的讲述中。他们的声音铿锵有力，专制而绝对。之前我从未意识到，我的声音也可以与他们的一样有力。
我听说过*府助学金。爸爸说过，接受*府捐助就等于把自己交给光明会。“他们就是这样拉拢你的，”他说，“免费给你资助，接下来你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那个学期我对学习失去了好奇心。好奇心是一种奢侈品，只有经济上有保障的人才有权享有。
那天晚上，我以一个入侵者的身份进入了父亲的家。这是一种心理语言的转变，是我对家乡的放弃。
当你是一个地方的一部分，在它的土壤上成长的时候，没有必要说出你来自那里。我从未说过“我来自爱达荷州”，直到我离开了那里。
双相情感障碍”这个术语。在基础心理学的课堂上，教授从头顶的屏幕上大声读出该病的症状：抑郁、狂躁、偏执、欣快、夸大妄想、被害妄想。
老师讲授了神经递质及其对脑化学的影响。我明白了疾病不是一种选择。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并没有。我只感到愤怒。我想，我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母亲。卢克。肖恩。我们伤痕累累，瘀青、擦伤、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警觉的状态和持续的恐惧之中，我们的大脑充斥着皮质醇，因为我们知道那些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因为爸爸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因为他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在经历了第一次车祸、第二次车祸、垃圾箱疗伤、着火、托盘坠落这些事件后，他仍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付出代价的是我们。
我只是不想见到他，不想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没有回去。我决定尝试过正常人的生活。十九年来，我一直按照父亲的意愿生活，现在我要试试别的活法。
母亲提议去给他买药，买她能买到的最强劲的止痛药，但他拒绝了。这是上帝的痛苦，他说，他要全部感受到。
但在悲伤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希望。爸爸一直是强势的人——一个自以为洞悉一切问题的真相，对别人说什么毫无兴趣的人。总是我们听他说话，从来没有相反的情况；要是他不说话，就要求大家保持沉默。
我本可以告诉他这一切，本可以卸下重担，让我们的关系承载它，变得更强大。可是我没有，我把这个担子留给了自己。我和尼克的感情已经贫血、营养不良、沟通不足，越来越岌岌可危。
他似乎在说：“先找出你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你是谁。”
我能在风中站稳，是因为我不是努力尝试站在风中，”我说，“风就是风。人能受得了地面上的阵阵狂风，所以也能禁得住高空的风。它们没有区别。不同的是头脑中怎么想。”
“我只是站着，”我说，“你们却都降低身体，试图弥补，因为高处让你们害怕。但蹲着走和侧身走并不自然，这样反而让自己变得脆弱。如果能控制住恐慌，这风就不值一提了。”
我想我的兴趣来自学习了大屠杀和民权运动之后的无据可依之感——意识到个人对过去的了解是有限的，并将永远局限于别人所告诉他们的。我知道误解被纠正是什么感觉——改变重大的误解便是改变了世界。现在，我需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历史看门人是如何向自己的无知和偏见妥协的。我想如果我能接受他们所写的东西不是绝对的，而是一种带有偏见的话语和修正过程的结果，也许我就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大多数人认同的历史不是我被教导的历史
爸爸可能是错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卡莱尔、麦考利和特里维廉也可能是错的，但从他们争论的灰烬中，我可以构建一个世界，生活在其中。当我知道了地面根本不是地面，我希望自己能站在上面。
比起仁慈，我更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残忍。赞美对我来说是一种*药，我被它噎住了。我期望教授对我大喊大叫，他没有这样做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的丑恶一面必须得到表达。如果不是用他的声音来表达，我就需要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
从那些精致美丽的人和事物中逃离出来是一种解脱——我允许自己不可爱，但不是给人当绿叶。
“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的内心。”他说，“斯坦伯格教授
“她只是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伦敦人。直到她相信自己。那时，她穿什么衣服已经无关紧要了。”
他说话的口气仿佛这三个词是同义词。
目送他们走后，我拿出了日记本。过去我总是轻信一切，毫不怀疑，真是令人惊讶。我写道，全世界都是错的；只有爸爸是对的。
我想起泰勒的妻子斯蒂芬妮几天前在电话里跟我说过的话。她说她花了几年时间才说服泰勒允许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因为他仍然相信疫苗是医疗机构的阴谋。如今回想起来，父亲的声音犹在耳畔，当时我却嘲笑哥哥的行为。他还是一个科学家呢！我写道，他怎么看不穿他们的偏执呢！
我拐过弯，他仍然保持着那个姿势。父亲的那个形象我将永远铭记：他脸上的表情充满爱意、恐惧和失落。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我在巴克峰的最后一夜，就是他说不会来参加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夜，他无意中吐露过。
说积极自由是自制，由自我掌控的自我统治。他解释说，拥有积极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思想，从非理性的恐惧和信仰中解放出来，从上瘾、迷信和所有其他形式的自我强迫中解脱出来。
将自己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放我们的思想
飞机在伦敦着陆时，我心里仍会想着它。那一刻带来的震撼，我无法摆脱。不知何故，我竟从未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姐姐可能在我之前就经历过。
那个学期，我把自己交给大学，就像把树脂交给雕塑家。我相信自己可以被重塑，思想彻底改变。我强迫自己和其他同学交往，一次又一次向别人笨拙地介绍自己，直到我有了一个小小的朋友圈子。接着我着手清除挡在我和他们之间的障碍。我第一次品尝了红酒，我的新朋友们嘲笑我喝酒时紧绷的脸。我扔掉高领衫，开始穿剪裁更时尚的衣服——修身、通常是无袖的、领口不那么规矩的衣服。在这段时期的照片中，我为这种平衡感到震惊：我和其他人看起来并无两样。
我的论文保持同一水准，我就有可能获得在剑桥读博士的资格。我惊呆了：我像一个冒名顶替者，偷偷溜进这座宏伟的殿堂，现在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来了。
那时我才明白羞耻感的来源：不是因为我不曾在铺着大理石的音乐学院学习，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当外交官的父亲；不是因为父亲是半个疯子，也不是因为母亲跟着他亦步亦趋。我的羞耻感源自我有一个将我朝吱嘎作响的大剪刀刀刃推去，而不是将我拉走远离它们的父亲；我的羞耻感源自我躺在地上的那些时刻，源自知道母亲就在隔壁房间闭目塞听，那一刻完全没有选择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过去是一个幽灵，虚无缥缈，没什么影响力。只有未来才有分量。
我更喜欢自己选择的家庭，而不是被给予的家庭，所以我在剑桥越开心，我的开心就越因为觉得自己背叛了巴克峰而散发着恶臭。这种感觉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我可以在舌头上品尝、在呼吸中闻到的东西。
“你的现实如此扭曲。”她说，“跟你说话，就像和一个甚至不在现场的人说话一样。”我同意她的话。的确如此。
我的否认将毫无意义，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的咆哮。我走得太远，改变得太多，早已与他们记忆中那个膝盖结痂的妹妹相去甚远。
几乎不可能压倒我父亲和姐姐为我创造的历史。他们的讲述会先说服我的哥哥们，接着传及我的堂表亲，传遍整个山谷。我失去了所有亲戚，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作为一个从垃圾堆里爬出来的无知女孩，竟被允许去那样的地方读书，我应该感激涕零才是，但我丝毫提不起热情。我已开始思考教育让我付出的代价，开始对它心生怨恨。
“好吧，上次见到你哥哥，”他在最后一个词上加重语气，好像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当生活本身已经如此荒唐，谁知道什么才能算作疯狂？
他说，他的信仰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一种完美的知识。
我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证和体验超越父亲所给予我的更多的真理，并用这些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现在让步，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这就是要求我付出的代价，我现在明白了这一点。父亲想从我身上驱逐的不是恶魔，而是我自己。
我回来是为了悔过自新，挽救人生。但这里没有什么可拯救的，也没有什么可把握的。只有流动的沙粒，转瞬即逝的忠诚，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
我想起那个梦，那座迷宫。我想起那些高墙，它们是用粮袋和弹药箱砌成的，也是用我父亲的恐惧和偏执、经文和预言筑成的。我曾经想逃离迷宫，逃离其中令人迷惑的弯道和不断变换的路径，去寻找珍贵之物。现在我明白了，珍贵之物就是迷宫本身，就是我在这里的生活留下的一切：一个我永远无法理解其规则的谜团，因为那些根本不是规则，而是一种意图围困我的牢笼。我可以留下来，寻找曾经的家；我也可以现在就走，在墙壁移动、出口关上前离开。
母亲已经看见我把日记本拿到了车上。她一定猜出那意味着什么，一定感受到了其中的离别之意，因为她把父亲叫回来了。他给了我一个僵硬的拥抱，说：“我爱你，你知道吗？”“知道，”我说，“那从来不是个问题。”这是我跟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
爱，从来就不能是一个问题，当你发问时就意味着怀疑，需要怀疑的爱就不在时爱。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穿越的距离——物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几乎让我无法呼吸，让我思考起自己是否已改变得太多。我所有的学习、阅读、思考和旅行，是否已将我变成一个不再属于任何地方的人？我想起那个女孩，那个除了她的废料场和大山，一无所知的女孩。她曾经盯着电视屏幕，看着两架飞机驶入奇怪的白色柱状物。她的教室是一片垃圾，她的课本是废铜烂铁。然而她却拥有我所没有的珍贵东西。尽管我现在拥有很多机会，或者也许正因为这些机会，我才失去了那个珍贵之物。
我们的父母被一连串虐待、操纵和控制所束缚……他们视变化为危险，不管谁要求改变，都会遭到驱逐。这是一种扭曲的家庭忠诚观念……他们称其为信仰，但这不是福音所教导的。保重。我们爱你。
我问自己：当一个人对家庭的责任与他对朋友、对社会、对自己的责任冲突时，他该怎么做？
小时候，我等待思想成熟，等待经验积累，等待抉择坚定，等待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样子。那个人，或者那个化身，曾经有所归属。我属于那座山，是那座山塑造了我。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思考，我的起点是否就是我的终点——一个人初具的雏形是否就是他唯一真实的样貌。
但辩护并不能战胜负罪感。再多的针对他人的怒火也无法减轻这种负罪感，因为负罪感从来都与他们无关。负罪感源于一个人对自身不幸的恐惧，与他人无关。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当父亲还在我的生活中，极力想控制我的生活时，我透过冲突的迷雾，用战士的眼光审视他。我看不出他身上温柔的品质。当他站在我面前，高高在上，愤愤不平时，我忘记了自己小时候，他笑起来全身抖动、眼镜闪闪发亮的样子。我再也无法忆起他的嘴唇在烧毁之前，曾经怎样愉快地抽搐，当一段回忆让他热泪盈眶的时候。现在我只能记起那些往事，我们之间已经相隔千山万水，时光一去不返。但我和父亲之间的隔阂不仅来自时间和距离。它源于自我的改变。
当我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决定，不再为旧冤耿耿于怀，不再将他的罪过与我的罪过权衡比较时，我终于摆脱了负罪感。我完全不再为父亲考虑。我学会为了我自己而接受自己的决定，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他。因为我需要如此，而不是他罪有应得。这是我爱他的唯一方式。
当父亲还在我的生活中，极力想控制我的生活时，我透过冲突的迷雾，用战士的眼光审视他。我看不出他身上温柔的品质。当他站在我面前，高高在上，愤愤不平时，我忘记了自己小时候，他笑起来全身抖动、眼镜闪闪发亮的样子。我再也无法忆起他的嘴唇在烧毁之前，曾经怎样愉快地抽搐，当一段回忆让他热泪盈眶的时候。现在我只能记起那些往事，我们之间已经相隔千山万水，时光一去不返
那天晚上我召唤她，她没有回应。她离我而去，封存在了镜子里。在那一刻之后，我做出的决定都不再是她会做的决定。它们是由一个改头换面的人，一个全新的自我做出的选择。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育。
我们需要的是向前，不断向前，像塔拉一样，逃离禁锢、磋磨自己的大山，像飞鸟一样去寻求自己真正信仰的山林，然后与过去的自己和解，做一个全新的自己。
#原生家庭#